大愛電視
~
新聞
節目
最新消息
大多數的精障者,被診斷為「思覺失調症」,昔日稱為「精神分裂症」。這種疾病是精神疾病中、最嚴重的,也是最難根治的。除了在精神病院、養護機構接受專業照護,很多精障病患,是居住在家裡,由父母和家人照顧。如何幫助他們回歸社會和職場?專題帶您關心。

與惡不遠?初探「思覺失調症」

精神障礙者在台灣,長期被社會大眾誤解,甚至遭受汙名化,國內先前播出的電視劇「我們與惡的距離」,讓觀眾了解精障者和家屬面臨的誤解和困境。大愛新聞即日起,播出七集的精障者專題「我們與愛的距離」,因為我們不只要和「惡」保持距離,而是要和「愛」更靠近。今天第一集,帶您了解精神疾病的種類和發病狀況,以及台灣的醫療系統和治療層級。由於精神疾病的種類非常多,成因和治療,各不相同,不過,大多數的精障者被診斷為「思覺失調症」,昔日稱為「精神分裂症」,這種疾病是精神疾病中最嚴重,也是最難根治的,病患可能終其一生都要和病魔對抗。 思覺失調症病患 張大姊:「那時候,我自己一個人,也不知道怎麼抒發,然後我就一直生氣。」 思覺失調症患者 阿振:「老師的臉,對,對。」 思覺失調症患者、很難分辨真實和虛幻。 中山醫學大學精神科教授 賴德仁:「思覺失調症,這樣的病人裡面,他很多是有一些譬如說幻聽,被害妄想。」 研究發現:思覺失調症的發生率約為1%,也就是全球每一百人,就有一個人罹患。 除了「思覺失調症」,精神疾病的類型十分廣泛,還包括「憂鬱症」、「躁鬱症」、「妄想症」、「強迫心理症」、「過動症」和「情感型疾病」。 像「阿德」就是情感型的精障患者。 精神障礙者 阿德:「之前在家裡,都會常跟家人起爭執,然後會有想不開的念頭,心理生病了,間接影響外在表現。」 精神障礙者 阿德:「家人越罵,我就越刺越多,精神症狀發作時,可能自我傷害。」 醫學統計:思覺失調症患者的一生當中,50%左右人口、曾經企圖輕生,而且有9~13%的病友,面臨自殺成功的風險。 精神障礙者,我控制不住,我會想要割腕。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神經精神科主任 陳偉任:「精神疾病的壽命,都少了大概十到二十幾年,他並不是攻擊別人,反而他是因為受不了,這種疾病的困擾,他是選擇傷害自己,結束生命。」 發病中的精障者,得按時服藥、控制病情,但藥物後遺症、隨之而來。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院長 周煌智:「它雖然可以,有效的治療所謂的活性症狀,就是幻聽跟妄想,可是相對地它有一些副作用,感覺很僵硬,像撲克臉,走路像機器人一樣。」 難以避免的藥物後遺症,讓有些病友拒絕吃藥,但研究發現:停藥半年,復發率為50%,一年不吃藥,復發率80%,停藥兩年的話,90%以上會發病。 記者 張澤人:「急性病症發作的精神病患,經過醫師判定,就會先被安置在保護室,這四周都是軟質的牆壁,避免病患自殘,或是能夠發洩情緒,但是如果病患持續地暴力傾向,或是自殘的行為,就會被安置在,更嚴重的約束室,他的四肢,就會被約束帶固定,醫護人員就會隨時監測,他的發病狀況。」 高雄市凱旋醫院護理科主任 盧美柔:「通常針劑處理,大概半個小時左右,緩和之後,通常就會幫個案解除,通常不會超過兩個小時。」 會自殘傷人的急性發病者,先被安置在急性病房;當病情平緩、卻未穩定,病患轉入慢性病房、繼續觀察; 而病情獲得控制的病友,可以不用住在精神病院,回歸自己家、康復之家或社區家園居住。但病情如果演變成慢性化,病患又無法生活自理,就得長期住院治療。 像思覺失調症患者「阿威」,喪失了部分的社會能力,在精神安置機構、生活了二十多年。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百合園區主任 許維琪:「讓住民在多元的,復健活動當中,去提升他的自我價值。」 台北市社會局身障科專員 王惠宜:「像我們,你可能也會失眠,你可能也會有憂鬱,這些也都會被冠上,你是有精神上的問題。」 精障者也許是我們周遭的家人或親友,面對他們,其實不需害怕,因為他們不壞,只是生病了。 採訪撰稿:張澤人 攝影剪輯:楊俊亭

遺傳的宿命?精神疾患艱辛修復之路

思覺失調症者一旦急性發病,可能自殘傷人,需要全天照護,但除了在精神病院、養護機構接受專業照護,台灣還有很多精障病患,是居住在家裡,由父母和家人照顧。不過,精障者的病史,往往一拖數十年,造成家屬莫大的身心和經濟壓力,於是有些家屬受不了煎熬,走生輕生悲劇。令人更擔心的是、精神障礙這種疾病,可能會延續到下一代,導致一家多人罹患,甚至全住進精神病院,處境雪上加霜。今天的專題「我們與愛的距離, 帶您了解精神疾病的家族悲劇,以及國內精神照護系統的改善空間。 思覺失調症病患 阿吉:「她(媽媽)喜歡漂亮,年輕時候就很愛漂亮。」 媽媽愛美又內向,但在十五年前發病時,完全變了一個人。 思覺失調症病患 阿吉:「(當時媽媽)有時候會潑東潑西的(潑糞),很不好的東西,她會拿刀子威脅別人。」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社工師 謝富容:「那個時候(阿吉的媽)是對鄰居造成一些困擾,也是一個社區干擾的個案,(後來)進入了醫療體系。」 原本得照顧媽媽的阿吉,自己也發病了,於是母子倆雙雙進入精神病院。 國衛院副研究員 江博煌:「他(精障者家屬)長期憂鬱之下,他也病發了,就是說(家人)統統病發了,統統病發了,那怎麼辦,有這方面(思覺失調症)遺傳的關係的話,我們就必須要能夠提醒。」 研究發現,父母一方罹患「思覺失調症」,子女的發病率為12%,一旦雙親都罹患,孩子的發病機率增加為40%。 生命的傳承,不應該是悲劇的延續,「思覺失調症」陰霾,卻在同一個家庭揮之不去。像這家人,爸爸、媽媽和兒子三個人,都罹患這種疾病。 思覺失調症病患 阿光:「我們三個人(我和爸爸、媽媽),在(精神機構)住二十年了。」 想起逝去的媽媽,父子倆忍不住哭了。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百合園區主任 許維琪:「雖然是精神障礙者,其實他們對親人的感覺很濃厚的,媽媽在四年前因為乳癌過世了,目前就是兒子(阿光)跟爸爸住在一起(精神養護之家),平常兒子也都會協助爸爸洗澡,還有協助吃飯,或是推他到園區做活動。」 思覺失調症病患一旦回歸家庭和社區,可能出現醫療系統的斷層。調查發現,台灣每一名精障個管師,平均要關懷追蹤社區內的三百五十名精障病患,顯示人力不足。 中山醫學大學精神科教授 賴德仁:「我們去澳洲的參訪裡面,比較嚴重的(精障)個案,是一個關懷員照顧3~5位(精障者),但是我們(台灣)現在1:300(多),我們希望政府多一些這方面的資源,讓更多的精神(病患)被關懷被照顧。」 精神醫療制度未趨完善,精障家庭的處境,宛如風中之燭。 思覺失調症病患 小婷:「爸爸你還在人世嗎,我好想你。」 思覺失調症患者「小婷」,忘了爸爸在多年前輕生離世,至今仍會到處尋找。 衛福部玉里醫院社工師 范永樂:「照顧的壓力,小婷是在爸爸,用上吊離世的方法,小婷面對哀傷,有時候會選擇刻意的忘記。」 拉拔病友家庭脫離苦海的責任,不只是政府建立完善的醫療制度,而是社會上每個人釋出善意,多一分關心,就少一個悲劇。 採訪撰稿:張澤人 攝影剪輯:楊俊亭

標籤撕不掉!社會難接受精障病友

1994年、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數學家「約翰奈許」,罹患「思覺失調症」,他終其一生都和幻覺人物共存,但他學會與幻覺相處,並且繼續他所熱愛的數學世界,生命仍大放光彩。不過,以台灣超過12萬名的精神障礙者來說,大多數並沒有這種幸運的處境,因為精障者的汙名化標籤,就算病情穩定,被醫師判定可以回歸社區就業,但很多病友仍然找不到工作,經濟拮据下,可能沒錢租房子,流落街頭。事實上,所有身心障礙者,包括精障人士,都有回歸社區,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權利,如何幫助他們回歸社會和職場,今天的專題「我們與愛的距離」,一起來關心。 香氣撲鼻,這是「水草」的拿手廚藝,罹患「思覺失調症」的她,在精障者庇護工場、學習了兩年。 精神障礙者 水草:「老師會教得很詳細,可以青出於藍勝於藍。」 對自己的能力,充滿自信,不過「水草」剛到這裡時,可不是這樣。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職能治療師 陳姵君:「一般人對於有特殊診斷的,都會覺得可能事情做不好之類的,所以相對地其實他們自信心也會變差,但是自從來這邊之後,透過這個工作,讓他們重拾工作的自信,對自己有肯定。」 記者 張澤人:「 記者所在的位置是台北市的孫媽媽工作坊,這裡有二十九位和水草一樣的精障朋友,他們在這邊接受不同的工作訓練,每年大概有十位精障朋友,回到職場正常工作。」 職訓的表現優異,但水草的病情並未完全消失,於是工作空檔還得記錄幻聽發作情況。 精神障礙者 水草:「很多的嘲笑聲,還會說,照顧妳很辛苦,妳都沒辦法自己獨立什麼的。」 病友往往把心中擔憂變成耳語幻聽,二十七歲的水草,因為疾病,至今仍仰賴父母照顧。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孫媽媽工作坊主任 葉千嫆:「孩子他能夠獨立,自己完成事情,他自信心會比較好一點。」 水草想要找份工作,脫離父母的經濟援助,但精障者找工作,並不容易。 根據統計,全台有113萬多名的身心障礙者,其中慢性的精神疾病患者為12萬7千多人,占殘障總數的11%。不過,精障者的就業率僅占全部的6%,顯示精障者找工作,比身障者更困難。 中山醫學大學精神科教授 賴德仁:「這些公司,雖然他需要雇殘障,他寧願雇用一個身障的,譬如說脊髓損傷、小兒麻痺,他不要雇用精障。」 水草不說,居民察覺不出她是精障人士,病情穩定後,她白天職訓,晚上過著平凡的居家生活。 身心健康,是「水草」最大的心願,發病後才知道,心理出問題,危害不亞於身體病痛,還好生活慢慢重回軌道,但國內還有很多精障朋友沒有她這麼幸運。 中山醫學大學精神科教授 賴德仁:「很多病人縱使從醫院出來了,因為家屬跟社會沒辦法接納,其實他還是沒辦法回歸社區。」 近年來,台灣政府簽署各項國際人權公約,2014年明定公告,所有身心障礙者享有在社區生活的平等權利,包括精障人士,都應該充分融入人群,參與社區活動。 記者 張澤人:「台北市向陽會所,是精障朋友白天聚會、學習和復健的地方,這裡位於大廈社區一處開放的空間。」 台北市居民 羅先生:「他們就是很正常,進來也是很和善,不會造成什麼困擾。」 文心診所精神科醫師 文榮光:「歐美許多國家都大量解散療養院,盡量社區化,大規模地建設社區復健。」 讓精神病患重拾「身而為人」的尊嚴,下次在社區轉角遇見,您我的一個微笑、一點善意,可能會鼓勵他們退縮的步伐,往前再跨一步。 採訪撰稿:張澤人 攝影剪輯:楊俊亭

精神疾病汙名化 開起社會對話可能性

近年來,國內發生多起精神病患殺人案件,在部分媒體的強化報導下,使得社會大眾誤認為精障病友,具有攻擊性行為。事實上,調查統計:精障者的暴力行為,遠低於一般民眾,但精障者的汙名化,從媒體和網路世界,延伸到現實生活發酵,使得各縣市推動精障者安置機構時,屢遭附近居民反對,成為「鄰避場所」。因此,精障者要能全面擺脫歧視枷鎖,還有一段路要走。今天的專題「我們與愛的距離」,一起來了解。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秘 王今暐:「 媒體經常會用一種所謂,人魔、人神共憤,先為社會大眾做審判了。」 犯罪者一旦罹患精神疾病,媒體報導時,可能貼上「精障」標籤,和一般人劃清界線。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吳景欽:「 精障者的犯罪的比例,是比一般人低非常非常多,媒體就不斷地一直報導,讓大家的刻板印象,偏見就越來越加深。」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神經精神科主任 陳偉任:「 我們社會上常見的是,被正常人打,還是被精神疾病打,正常人打,你好像已經習慣了,但是只要一個精神病患,在社區裡面傷了人,好像你就會擴大說,這是危險的一個狀況。」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社工督導 謝佩玲:「擋起來,然後不讓我們進出,像在牆壁上都會貼說,這邊有產權爭議,禁止出入,懷疑說是不是,歧視身心障礙者。」 記者 張澤人:「當地居民長期反對,這個社區居住家園,延宕一年才啟用,我們走進家門一看,這個專為精障者打造的家園,環境其實相當地幽美。」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社工員 陳韻如 :「這些都是提供給,他們使用的。」 精障患者、白天在職場工作,晚上回到這個新家,生活打理、一切靠自己。 精神障礙者 阿芳:「很有家的感覺,很溫馨的氛圍,大家相處起來,好像姊妹。」 一般人包括記者自己在採訪前,都會對精障人士、有著刻板印象。 精障者、張小弟正在掃地,記者採訪時,不小心踏到紙屑,引起他的不滿。 張小弟多次握拳和瞪視,發出低鳴聲音,這些舉動、讓我們有些疑慮,只好求助社工師。 精神障礙者 張小弟:「他們就踩到,我掃的地方,然後我就很生氣,我不知道,我沒有很可怕。」 溝通後,精障者眼中的我們,和我們眼中的精障者,其實雙方都不可怕,只是思維上的差距而已。 精神障礙者 張小弟:「會,會喔 ,沒關係。」 張小弟重拾掃把,開開心心地去掃地。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孫媽媽工作坊主任 葉千嫆:「了解他們真正的,想法的結構,能夠同理,跟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事情,處理事情起來,就會不太一樣。」 給精障者、一個發言澄清的機會,這是國內媒體報導時,可能疏漏的地方。 衛星公會新聞自律委員會主委 詹怡宜:「對於身心障礙者的,負面新聞的處理,我們在綱要,當中有特別提到,一定要在精神衛生法的範圍內,我們有一個揭露,不得歧視這樣子的概念。」 2008年、國內「精神衛生法」實施後,媒體不可逾越這個法條,新聞報導也不能用「歧視」和「標籤化」的言語,也不得影射精神疾病的危險性,造成觀眾的誤解。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院長 周煌智:「 絕大部分的精神病友,他其實是沒有傷害性,他只是因為受幻聽,妄想的影響,行為會有一些怪異,就被視為異常,對他們來講,是不公平的。」 「異常」眼光,是我們套在精神病患身上的枷鎖,採訪這天,這名精障人士、主動向前,致贈彩繪作品。 善意出發,他和記者、有了話題,成為朋友。 中山醫學大學精神科教授 賴德仁:「大家對於精神病人的,那種同理 跟尊重 跟友善,我覺得在改善之中,其實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,我覺得台灣媒體文化正在改善之中。」 採訪撰稿 張澤人 攝影剪輯 楊俊亭

龍發堂解散後 正向力量帶來"心"轉變

早期,國內的精神醫療資源匱乏,使得很多精障家屬得親自照護,長久下來,不但身心俱疲,甚至造成人倫悲劇。於是,位於高雄的龍發堂,成為台灣歷史最悠久,卻是醫療體制外的精障者收容機構。 住在龍發堂的小圓,一看到媽媽來訪,非常開心。 精神障礙者 小圓:「希望媽媽健康快樂。」 小圓十九歲那年,思覺失調症發病。 小圓的媽媽:「來的時候,她那時候瘦得像皮包骨,我很痛苦,所以我的人生最痛苦的,就是我女兒發病的那四年,但後來來這邊,好了之後,我反而非常感恩。」 主打心靈治療的龍發堂,收容精神病患,這半個世紀來,沒有任何醫護人員,也沒有照護執照。 龍發堂義工 小凱:「龍發堂從來不把他們當成一個病患,我們把他當成家人。」 從一開始的茅草屋,到六層樓建築物,龍發堂的精障人數曾經高達八百多人,都是以修行名義住宿在這間寺廟。 文心診所精神科醫師 文榮光:「當時的背景,確實是缺乏現代化的精神醫療,所以龍發堂是這樣因應而生。」 記者 張澤人:「記者所在的位置是龍發堂的堂眾寮房大樓,透過鏡頭您可以看到,這邊的大門被貼上封條,因為從2017年底,龍發堂爆發阿米巴痢疾的群聚感染之後,高雄市政府祭出防疫禁令,規定當時503位堂眾,不得繼續留在龍發堂。」 像小圓一樣,堅持回龍發堂的精障病患,還有三十多位。 精神障礙者 小陳:「這是我的家。」 有些精障者眷戀龍發堂,但曾在這裡生活五年的病友阿豪,就不喜歡。 精神障礙者 阿豪:「我不會想要回去,因為龍發堂給我的經驗不是很好,有點像是把病人放在那邊等死。」 高雄市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主任 蘇淑芳:「我們也查到很多有關鐵鍊的事實,顯然個案的人權其實沒有被很照顧,然後個案的隱私也沒有被很重要的照顧。」 2018年2月,龍發堂收容的503名精障者,全被高雄市衛生局撤離,其中24人由家長接回家照顧;還有17人,在離開龍發堂兩年內過世;另外有36人,返回龍發堂繼續生活;其餘195人,長期住在精神養護機構;還有231人,分散在各縣市的精神病院,住院治療。 病友們把心中壓力,寫在白紙上。拋開負面情緒,迎接正向能量,專業治療,加上支持性團體,病友看見了許久未見的陽光。 記者 張澤人:「Q聯盟足夢隊成軍六年來,連續六年都拿下國內精障者心滿意足盃的冠軍,他們由五十名精障朋友組成,其中八成以上是思覺失調症的病友。」 嘉義市心康復之友協會總幹事 張朝翔:「他們(精障者)事實上對於跟外界的人群接觸也好,參與運動也好,都是一個比較沒有動力的狀態,所以我們就用運動(足球)這個方式,把大家變成一個團體。」 思覺失調症患者 小汪:「(踢球)運動,有一個放鬆,(幻聽)聲音越來越少了,注意力也越來越好了。」 用心關懷,才能讓精障病患從心感受,不論接受傳統治療、專業醫院,還是支持團體,他們從未失去人類渴望愛的本能。 採訪撰稿:張澤人 攝影剪輯:楊俊亭

精障傷人引關注 人權.安全如何平衡

調查發現精障者遭受霸凌和歧視的機率,遠高於一般人,他們長期受到更多的精神壓力,一旦疏於藥物治療和心理抒發,就可能情緒失控,甚至急性發病,產生暴力行為。像近年來,發生數起精障病患的殺人事件,都是長期沒有治療導致的。當精障者犯下重大的殺人案件,國內法官目前都會進行精神鑑定,以免誤判,給與精障病患一個治療和重生的機會。今天的專題「我們與愛的距離」,一起來了解在精障病患的人權,以及社會大眾的安全,如何找到平衡點。 反社會人格不屬於精神疾病,因此「鄭捷」沒有減刑,而被執行死刑。但國內近年來有數起殺人案件,是精神病患犯下的。犯案的精障者都沒有接受治療,導致行為失控。 中山醫學大學精神科教授 賴德仁:「社會的氛圍,你有得病,你敢講嗎,你敢講,你就被貼個標籤,你是精神病人,你不敢求助,父母也擔心這個東西洩漏出去,他蒙羞等等。」 國內犯下殺人案的犯罪者,在法院審判前,一律先要經過「精神鑑定」,非精障者,依照原有的刑法判刑,一旦被診斷為「無責任能力者」,也就是心神完全喪失的精神病患,免除刑法,裁處「保安處分」的精神治療。但犯案當時仍有部分自主意識,則歸類為「限制責任能力者」,得以刑法減刑,但需要額外接受保安處分。 記者 張澤人:「高雄市凱旋醫院是全台灣最大的司法監護處分病房,這裡收治了四十位犯罪的神障礙者,他們接受六個月到五年之間不等的精神治療。」 高雄市凱旋醫院兒少精神科主任 蔡景宏 :「大部分的治療跟一般精神病患是差不多,但是有一部分,會基於一些司法的需要,自由度當然會比一般的病人,要來得不是那麼大。」 監護病房的監視器,全天候觀察病人的舉動,這和大多數的精神病房,為了保障病患隱私,沒有加裝監視器的情況不同。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院長 周煌智:「讓他有足夠的病識感,可以去辨識這個精神障礙或是心智缺損,降低他的精神症狀,達到不要再犯的一個目的,所以基本上還是一個治療。」 民眾誤以為精神疾病,會像不定時炸彈引爆,但事實並非如此。 針對台灣20所監獄正在服刑的813名殺人犯做調查,發現未曾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數,占85.7%,只有4.8%屬於精障患者。因此,大多數的殺人案件,並非精神疾病引起,而是每個人都可能的「情緒」失控導致的後果。只不過,思覺失調症的急性發病者,一旦沒有藥物控制,可能分不清真實和幻覺,產生暴力行為。 思覺失調症患者 大聖:「有一個聲音跟我講,去做什麼事,我就照那個聲音去做,說我老婆都不接受我,叫她有一個報應這樣,就打她,打到她整個眼睛腫起來。」 家暴之後,「大聖」被家人強制送醫,十五年來的精神病院治療,病情獲得控制。 思覺失調症患者 大聖:「我有幻聽、幻想、幻覺,現在在醫院以後,吃藥就壓下來,都沒有這些症狀。」 國內早期的精神病患,經常被強制就醫,但在2008年新版的「精神衛生法」規範下,家屬和醫療單位不得違反病患的自由意志,強迫住院,除非出現自殘傷人的嚴重行為。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院長 周煌智:「有一些個案,他就是大過不犯,小錯不斷,這些個案大概只能夠說去勸導,如果他還是不同意,那怎麼辦,就是啟動所謂的強制社區治療。」 「強制社區治療」是醫護人員到精障者家中,為他開藥或施打長效針劑,這和強制就醫,把精障者送到醫院住院的情況,大不相同。因為他們不是犯人,而是病人,我們必須在病患人權和社會安全之間,找到最好的平衡點。 採訪撰稿:張澤人 攝影剪輯:楊俊亭

與精障病友溫馨共融 玉里鎮最佳示範

我們與愛的距離,專題報導,今天要帶您持續關心,在花蓮玉里,有兩間全台收容人數最多的精神病院。這裡的病友能回歸社區工作,也希望社會大眾能撕下汙名化標籤,別再以有色眼光看待他們。 被霸凌,是很多病友的共通經驗,思覺失調症患者「小訓」,把自身故事編成舞台劇。 精障者的爸爸:「(孩子)被霸凌或是(被)欺負,他受不了的時候,他就會病發(精神障礙)。」 調查發現,精障者攻擊別人的比例,只有一般人的1/3,但受到歧視、遭人攻擊的機率,高達大眾的100倍。 精神障礙者 小訓:「(之前)沒有什麼勇氣,可以想要說出來(被霸凌經歷),是被(社工)老師們鼓勵出來的(戲劇表演)。」 精障者戲劇團體講師 蔡朋霖:「多數(時間)的時候,他(精障者)並沒有被疾病的症狀給困擾的時候,我們希望我們對他的態度,就是我們一般社會人應該對待他的態度。」 不用歧視和憐憫的眼光看待精障者,這是花蓮玉里鎮的日常景象。 花蓮縣玉里鎮菜販:「我們跟他(精障者)很熟,我們跟他也是很好,他們很好 很正常。」 衛福部玉里醫院臨床心理師 林義盛:「社區民眾也越來越發現,其實精神疾病的患者,不像他們電視上所看到的這麼地可怕,所以他們的接受度是高的。」 農業村落的玉里鎮,原本經濟蕭條、人口外流,但因為大規模的精神機構進駐,反轉了經濟衰退情況。 記者 張澤人:「記者所在的位置是花蓮縣玉里鎮,這個鎮上有衛福部和榮總,這兩家大型的精神科醫院。」 總共收治了近4200名精障病患,占玉里鎮總人口的17%。鎮上的精神病患,從昔日被討厭的鄰避人口,變成現今受歡迎的好鄰居。 花蓮縣玉里鎮民 馮小姐:「常看到他們(精障者)都在維持這裡的環境,很棒,就覺得他們比我們正常人還要認真還要負責。」 精神障礙者 阿鈞:「 (社區服務)十幾年了。(有什麼樣的感想?) 一邊運動,一邊又可以跟社區的人群互動,不會與社會脫節。」 回饋社會的身心治療,讓病友獲得自信和喜悅,活得開心,病痛自然少。 在精神醫療的進步下,精障者的平均壽命,從十二年前的五十九歲,攀升到現今的七十一歲。於是,在精神病院的病患,很多是銀髮族。 衛福部玉里醫院高年精神科主任醫師 陳興剛:「我們跟病人相處久了, 我們覺得這個(精障)住民(病情)好的時候,就跟我們兄弟姊妹、親人、家人一樣 。」 醫病之間的情感,密不可分,醫病共生的關係,養活了偏鄉的很多家庭。 衛福部玉里醫院高年精神科主任醫師 陳興剛:「我們(衛福部玉里醫院)員工有一千多位,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地的鎮民,提供他們(居民)很好的就業機會。」 媽媽在精神病院做了17年的照服員,女兒小時候一放學,就來醫院找媽媽。 女兒 許治琳:「(小時候)進來當然會害怕。(為什麼?) 因為就不熟悉(精障病患),他們都會一直看著你,從(進)大門開始。(實際工作接觸這些病友呢?) 就沿路打招呼,不認識也是打招呼,因為他們(精障病患)也很熱情。」 媽媽 王燕綺:「不只推薦她(女兒),包括她的同學(來醫院服務),因為我們這裡鄉下地方,非常缺護理人員。」 女兒如今是護理師,協助精障病患,成了母女倆的每天工作。 媽媽 王燕綺 :「我家的小孩子都說,媽媽你人緣好好,走在路上,走在市場,都很多人跟你打招呼,其實很多都是(精障)病友。」 我們與愛的距離,決定了我們與精障者的距離。 張澤人 採訪撰稿 楊俊亭 攝影剪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