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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捐,化小愛為大愛,多麼掙扎的過程,對家屬來說,必須有大捨的智慧,而當器捐同意書生效,後續的挑戰才要開始,包括器官捐贈協調師,從確認可以捐贈的器官、上網通報、器官登錄,進行跨院際間的協調,還會有社工師、以及志工協助,讓器捐任務更加圓滿,同時安住家屬的心。

「生命的禮物」器官來源不足 醫:全民教育做起

台灣每年器捐人數約200人,2017年創下新高,達到339人,然而去年器捐人數卻出現負成長,引發各界討論。 受肝者 莊中毅:「這位小兄弟他是車禍走的,他呢,我真的很感恩,真的感恩是誰呢,他的父母親,可以把這個器官捐贈出來。」 腹部大大的賓士標記,空軍退役少將莊中毅,換肝重生留下的印記,6年多來,每天得服用抗排斥藥物。 奇美醫院移植外科主任 孫定平:「身體的免疫器官它會偵測到所有的 含有蛋白質,而不是你身體的東西,只要是具有蛋白質的東西,它都會把它視為外物來的,然後它會啟動我的免疫系統,然後這些免疫細胞,也就是殺手細胞,它會把這些植入進來的這些不是我們身體的東西給它破壞掉,所以當你植入(器官)的第一時間,可能就要開始給一些抗排斥的藥物。」 早年長期在軍隊拚命,膽囊多次發炎開刀,加上長時間地督導F16飛行,晚上熬夜批公文,也讓肝撐不住,儘管榮升少將,也只好退役養病,接受換肝手術。 受肝者 莊中毅:「遇到困難,當你身體遭遇到痛苦的時候,我是想法是比較正向一點,因為上帝要用我,這是對我的試煉,我必須要去承受它。」 能掌控飛機,卻不能掌控生命,莊中毅篤信基督教,深刻體會到這是上帝恩慈,要他抓緊機會服務人群,康復後他到器官登錄中心當志工,以自己的例子告訴大家器捐有多重要。 宣導過程中,莊中毅得知不少民眾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器官移植手術,媒體也曾報導資深藝人林在培的太太、前台中縣長黃仲生,還有藝人徐若瑄的父親,都曾經冒著風險、花了大筆金錢到大陸換肝。 受肝者 莊中毅:「合理來說,他們在大陸換肝的這些病友們,坦白說,肝的話,現在的價錢要五百萬,起碼五百萬。」 寧願冒險,因為早年台灣器捐率只有百萬分之六點六,許多器官衰竭病患等不到器官而過世,於是政府捐助設立「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」,建置公平、公開、透明的器官分配平台。 器捐協會理事長 李明哲:「有了這個中心統籌全台灣器捐移植業務,把整個彙整了台灣所有捐贈者的資料,以及可能潛在的捐贈者、受贈者的資料,同時進行組織配對、對器官的分配,也使得到其他國家去,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數目大大地減少。」 奇美醫院移植外科主任 孫定平:「配出來的配對,它並不是以等待時間的長短來當作最優先條件,而是當初你等待的時候的最急迫性。」 健保署長 李伯璋:「你每一個國家,你需要的移植的器官,必須要自給自足,要靠自己,你不能到外面去買賣,或是利用死刑犯,這是我們自己一路走來,我們始終堅持,這是我們需要努力的目標。」 政府和民間團體努力下,2014年起,國內器捐人數一路攀升,只是去年2018年,人數卻往下降,來到327人,變成7年來首度負成長。但醫界表示,單一數字無法探究背後原因,而且數字並不是歷年最低,因為1998年到2000年兩年間,器捐人數一口氣減少兩成。 器捐協會理事長 李明哲:「最主要的理由,是在政府推行了 騎機車要戴安全帽之後,大部分因為過去在騎機車而造成,腦部重創而導致腦死的病患的數目減少了,所以說這樣一個情況之下,也使得當年台灣器官捐贈的一個風氣上面雪上加霜。」 根據器官登錄中心統計,目前全台灣有9592人正在等待器官移植,其中以腎臟7404人最多。化無用為大用,其實您也可以自己做決定。 台灣器捐風氣其實算盛行,只要一張貼紙就可以在健保卡上註記,每年註記人數平均有3萬多人,不過每月平均都有5、60人撤銷註記,原因不外乎是家人反對。 器捐需要溝通,不能一意孤行,在生命末期的選擇上,才不會有遺憾。但對於器官來源,政府不斷地想辦法,2018年6月,台灣對愛滋感染者器官捐贈禁令正式解除,決定跟上英國和美國腳步。 器捐協會理事長 李明哲:「愛滋病患可以做器官捐贈,以及能夠接受器官捐贈一個議題,在台灣也希望能夠拓展開來,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良善的一個做法,但是在執行當中,或許會產生醫療團隊人員非常大的疑慮。」 健保署長 李伯璋:「這是有得到愛滋病的病人,要接受移植的時候,他也是一樣病毒要測不到,他本身也是相當於他本身也是健康的愛滋病病人的意思,才能捐贈(器官) 捐贈的時候,我們還是讓他捐贈給有愛滋病的病人為優先。」 捐與受之間,每個環節都是生命教育,唯有觀念轉變,才能讓生命點亮生命。 文字撰稿:林國新 攝影剪輯:林文森

3D列印填補缺憾 盼提高器捐認同度

全台等待器官移植人數約有9千多人,但每年平均只有2百多人捐贈器官,雖然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器官捐贈觀念,不過,要簽名同意的時候,卻仍需要付出許多勇氣,現在有醫院以「3D列印人工器官」,保存捐贈者遺體完整性的做法,希望提高民眾對器捐的意願。

慟與捨!成全彼此寫下幸福結局

器官捐贈,對捐贈者家屬來說,需要捨、也需要慟,慈濟志工許慎慧,十多年前,十八歲的小兒子因為車禍腦死,家人忍痛為他器捐,只是兒子走後,她始終走不出喪子之痛。後來,透過器官捐贈音樂會,許慎慧和兒子的肝臟受贈者相認,她隔著紗布感受生命的溫度,從此多了一個「老兒子」,每年生日跟母親節,他都會收到受贈者全家,親手製做的卡片。依器捐登錄中心規定,捐贈者和受贈者,彼此是不能認識的。但許慎慧說,或許這就是是冥冥中的安排,也是心電感應。

協調器官捐贈 團隊合和互協

器捐,化小愛為大愛,多麼掙扎又難以啟口的任務。當家屬或是本人簽了器捐同意書,醫院裡有一個重要角色,就是器官捐贈協調師,就會立刻進入備戰的狀態,從確認可以捐贈的器官、上網通報、器官登錄,進行跨院際間的協調,在每一次的器官捐贈與移植過程,扮演著穿針引線的靈魂人物,不過某些醫院,還會有社工師以及志工協助,讓器捐任務更加圓滿,同時安住家屬的心。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工 黃靖玲:「 (病人)在入到加護病房的時候,如果病人生命狀況是不好的,其實我們有一個表格,裡面是會提到說,我們後續會希望怎麼去處理,比如說留一口氣回家,或是在院宣(告死亡),或是後續有要器官捐贈、大體捐贈等等的部分,所以家屬有可能在這樣的場合看到器官捐贈。」 社工師黃靖玲,十多年來,每每看到家屬簽下器官捐贈同意書,總充滿感動。身為社工師,在器捐過程中扮演著多重角色,是勸募者、溝通協調者、支持者、聯繫者,更是悲傷輔導者,因此讓她更有力量,用愛來看待這分工作。除了社工,移植醫院還有一位關鍵角色,器官移植協調師。 奇美醫院器官移植協調師 李玲嫻:「接受登錄中心,器官移植登錄中心的一個受訓的課程,認證之後就可以發給一個協調人員的證書,那目前就是,有這個證書之後,才可以去執行這樣一個業務。」 器官移植協調師,1962年出現在美國,台灣方面1988年,台大醫院開始設置,目前全國臨床實務之協調師,不到一百位,由一群受過不同醫學背景訓練的專科護理師和救護員組成。他們24小時隨時待命,生死交關的戲碼,常在眼前上演。 奇美醫院器移植協調師 李玲嫻:「我們捐贈病人進去開刀房之後,陪著家屬,就是掉完眼淚,然後交完班,當我一轉身的時候,我必須要擦乾眼淚,去面對我樓上病房的病人,因為他們是受贈者,那他們的心情是緊張的是雀躍的,可是我這時候我不能哭著去告訴他說,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什麼,這時候我的心是很衝突的。」 看過各種生離死別,李玲嫻在南台灣,一年大約經手十多例個案,練就了強大抗壓力和應變能力。不少人都知道,她的工作是「化小愛為大愛」,無奈有時卻是一件掙扎又難以開口的任務。 奇美醫院器官移植協調師 李玲嫻:「沒有這個器捐觀念,而且可能從來沒有想到這個事情的,那家人可能就需要我們比較長時間的去陪伴,那有些人是你再怎麼去跟他說,可能都沒有用,他就是可能傳統固有的想法,就是要保有一個全屍觀念,所以他是沒有辦法跳脫傳統框架的時候,我們就很難去介入。」 協調師和社工師,在器捐過程中,承接著捐贈者的大愛,只是,要在生死兩相安的情況下,還有需要一個重要後盾。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工 黃靖玲:「捐者在做完捐贈之後,到他告別式,其實他的家屬可能才真正 了解到這個人已經不在了,其實這邊的陪伴是還滿重要的,除了電話的關懷之後,其實我們有一群很好的後盾,是我們的志工。」 慈濟志工 顏惠美:「你安心,你很棒,可以救那麼多人,你很棒,感恩你。」 志工角色,有時和社工以及協調師類似,只是在家屬決定器捐前,志工就會在旁陪伴。 資深志工顏惠美,曾經遇過兩位原住民兄弟分別器捐,就在兩兄弟走後,還會到他們家裡關懷老母親,幾年後,甚至也出席老媽媽的告別式。 慈濟志工 顏惠美:「宗教信仰是天主教,神父,神父對我們也很感謝,他說這一家人你們都照顧得很好,我說因為他們很有愛心,肯布施出來去救更多的家庭,所以我們一樣會照顧他。」 器官捐贈,讓生命再生,因為每個環節都有人穿針引線,扮演關鍵要角,才可讓一條走向盡頭的生命,在另一個人身上,讓愛無限延續。 文字撰稿:林國新 攝影剪輯:林文森